凤凰女记者战地日记丨突然现身的总统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4月15日 战争日志 第四十七天 突然现身的总统

今天早上七点半连完线，我去游泳了。

游到一半，好朋友Z打来电话，说她昨天下载了几个YouTube视频，在看一个专家谈伊朗战争。她说，对方分析得特别透，说这场战争恐怕不会很快结束，不会再回到从前，更可能是一场漫长、慢性的拉锯。他还建议我去看看这个专家的视频，语气里带着一点忧心。我说，好，我回去也看看。

游完泳已经十一点了。上来之后，觉得又热又渴，吃了半个大西瓜，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等到一点多，我出门去红新月会。

我们昨天得到通知，今天下午两点，中国使馆将向伊朗红新月会交接援助物资，会举行一个仪式。中国这次紧急向伊朗捐赠五十八吨援助物资，主要包括药品等人道主义物资，旨在帮助伊朗人民缓解当前困难。

去往红新月会的路上

红新月会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走路十几分钟，沿着瓦利亚斯尔大街往下走就是。今天天气特别好，一路开满了紫藤花，弯弯曲曲的藤条像瀑布一样垂挂在街边围墙上，让我想起了北大的静园。那时候在北大读书，最喜欢的就是春天的静园，图书馆后面的绿色草地，静园墙上一簇簇的紫藤花海。再往下走，又看到路边树枝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在风中摇曳。今天风很大，天空被吹得发亮，远处的雪山看得非常清楚。行人很多，有匆匆忙忙下班的，也有人在街边闲逛聊天。车流像往常一样穿过街道。那一刻，德黑兰看起来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仿佛战争从未发生过。

可走到红新月会门口时，我立刻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以前也来过这里，但今天显然不一样。门口站着几个人，穿的不是红新月会的工作服，而是普通便衣，分散站在不同角落，不像工作人员，倒像安全人员或者情报人员。那种不动声色的警戒，让人一下子就警觉起来。

一辆普通黑车里走下来的总统

我进去后，看到其他几家媒体的记者也已经到了，大家都在等。差不多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一辆很普通的黑色伊朗标致汽车慢慢开了进来。我没戴眼镜，起初还以为是大使的车，赶紧拿起手机准备拍。结果刚一举起来，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连连拦着我，说不能拍、不能拍。我正纳闷，没想到车门一开，下来的居然是总统佩泽希齐扬。

我一下愣住了。

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不是带着车队来的，就是这样一辆很普通的车，安安静静地开进来，几乎毫不起眼。我还想要拍，被工作人员叠成的人墙拦下。我跟旁边的记者说，平常总统出来，不都应该有车队吗？对方回我一句：现在这种时候，哪还敢那么高调？用这种普通车，反而更安全，不显眼。我们几个人就站在那儿悄悄观察，猜那是不是一辆特别定制的防弹车。看上去和旁边普通的标致车确实不太一样，尤其车窗，玻璃亮得发硬，隐隐有种特殊材料的质感。

后来中国大使的车也到了，是一辆黑色宝马。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下车时，我问他们知不知道总统会来，他们也一脸意外，说完全不知道。我们就这样带着惊讶一起进去了。

进去之后，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四面墙都是电子屏幕，上面不断滚动着各种数据：多少处房屋受损，多少人受伤，多少救援点在运转，一切都处在实时监测之中。总统坐在会议桌中间的位置，红新月会主席坐在旁边，大使坐在他身边。红新月会主席向总统介绍说，今天中方要来捐赠人道主义物资。佩泽希齐扬和大使点头致意，随后便对大家发表讲话。

他一边高度赞扬救援人员在四十天战争中的付出与牺牲，一边批评袭击医院、学校和救援力量等民用设施的行为，称这既违背国际法，也暴露出侵略者面对伊朗社会团结时的无力。他还引用了萨迪那首著名的诗歌，说：在这样的场景中，种族、语言和宗教差异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人性的本质。每一个目睹他人苦难的人都会感到自己有义务伸出援手，而这种精神在你们这些救援人员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佩泽希齐扬还特别提到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等友好国家的支持。

我在现场追问总统

等他起身要离开时，我正好站得比较近。旁边一个像保镖的人提醒我不要靠太近。可总统偏偏就是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我抓住机会，先问了一个比较顺着他说的问题：您现在的感受更多是难过，还是骄傲？他果然回答说，两者都有。他说，看到那么多人死伤，当然难过，也当然愤怒；但与此同时，他又为这种时刻里人民表现出来的团结感到骄傲。

我知道这是他会说的话，但真的听到时，还是会有一点被打动。

在说话的时候，其他媒体也围了上来。有记者问他，想对中国民众说些什么。他的回答也很直接，先是感谢中国，感谢中国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中国在这个时刻展现出来的立场和帮助。他还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大意是：美国真正的对手是中国，不是伊朗，伊朗只是被推到了前面。随后他又说，希望两国关系继续向前走。

我又追问美伊谈判。他说，谈判已经在进行了，至于结果，就交给真主吧。我又问美国的海上封锁有没有作用。他说，美国的封锁更多是在给美国自己制造问题，对伊朗没有真正的效果。

临走前，红新月会主席库利万德给他看红新月会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战争救援工作的书，佩泽希齐扬在上面签了字，还写下了一行诗。

中国大使的话

总统走后，活动才正式进入采访环节。红新月会主席和大使丛培武发表讲话，他们也都接受了采访。大使这次的表态比我预想中开放得多，我所有问题他都一一回答，包括中国怎么看在美伊谈判中的斡旋角色、怎么看美伊延长停火、怎么看接下来的局势。大使说了很多，大致意思是：这场战争让伊朗承受了沉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国送来的这些援助物资，是对伊朗人民的支持，也是希望各方抓住停火契机，继续把和谈往前推。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其实是大使在致辞时说：美国和以色列给伊朗人民送来的是炸弹，而中国送来的是药品。 还有在仪式结束后，库利万德和大使握手表示感谢时，大使说：不用谢，这是朋友应该做的。

这句话很重，但也很准确。

我一边听，一边心里有一种很清楚的感觉：这一次，中国似乎正在慢慢从幕后走到台前。在中东问题上，中国以前总是更低调一些，即使捐赠、协调，也不太愿意站到灯光中央。但这一次，中国大使愿意公开表态，愿意积极回应媒体，愿意把话说出来。我还看到中国外长王毅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了电话交谈。我心里暗暗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变化。局势走到今天，确实也需要有人站出来，打破僵局。现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卡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外交上、现实上，都需要一个新的推动力量。

一家新咖啡馆

采访结束后，我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中午根本没顾上吃饭。我走到红新月会对面，看见路边开了一家很漂亮的小咖啡馆。门口是个小院子，阳光底下摆了几张桌子，窗户是整面的大玻璃。进去一看，店很小，播放着轻柔的法国香颂音乐，但装修得非常讲究，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我很喜欢。店的名字叫 Kelidar，老板娘告诉我，意思是“心的钥匙”。

我点了一个蔬菜鸡蛋三明治，伊朗人叫 kuku sabzi，和一杯红茶，坐下来慢慢吃，顺便和老板娘聊天。她说，这家店其实是在战争期间装修的，刚开业不到两周。我很惊讶，问她：战争期间还装修？她苦笑着说，没办法，战争前就已经开工了，租金还在，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她还指给我看，战争时冲击波把店里的玻璃震碎了，天花板和旁边墙面也受了损，后来才重修。

我问她，听说停火延期了，你是不是很高兴？她几乎是立刻摇头，说一点也不高兴。她说，她要的不是这种状态下的“暂停”，她要的是自由。她说现在经济这么差，失业这么严重，物价这么高，谁高兴得起来？

旁边一个年轻人却接话说，他觉得和平总归是好的，不管怎样，先别打了，总是好事。

店里还有一个年轻妈妈带着孩子在吃东西。我问她，小孩不用上学吗？她说现在在上网课，她上班的时候就把孩子一起带出来，吃完了再回去。生活就是这样继续着，一边创伤，一边维持。

咖啡馆里那个和NASA有关的人

后来，店里又进来一个很特别的男人，穿得像飞行员一样讲究，西装笔挺，系着领带，口袋里还别着小手绢和金链条，整个人精致得跟周围环境有点不搭。伊朗人平常穿西服不戴领带，以示与西方的不同。我私下忍不住问他：请问您是飞行员吗？他笑着说，不是。

他说自己是伊朗裔美国人，平时主要做发明、创业和教育方面的事情，也参与和太空、科技相关的项目，在美国、伊朗、中国之间都跑。他提到自己和NASA有合作，也在伊朗、中国做过不少技术和培训项目，甚至还特别提到了上海，说自己一直很推荐上海的国际发明比赛，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他说自己常年两边跑，半年在美国，半年在伊朗，做培训、做交流。这次本来是战前回来，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航班停了，人就被困在这儿了。大家听了都很好奇。店里人不多，老板娘、两个年轻店员，再加上我，大家一下都围着他问。他倒很坦然，说自己做的是专业合作，和政治无关。他说，美国那边很多科研和技术领域其实有不少伊朗年轻人，非常聪明，也非常有天赋。他最遗憾的是，这些年轻人总是只能往外走。如果伊朗也能有自己的NASA就好了。

我请他接受我的采访。他先是笑着感谢这家咖啡馆和伊朗人民，说伊朗人一直都是热爱世界人民的。他还特意提到中国，说中国人民也很可爱、很让人喜欢，只不过他在中国时总抱怨一件事：吃不到地道的伊朗菜。他一边说一边笑，说这件事“真该有人帮着解决一下”。

他说，自己这次来伊朗，本来也是正常来做项目、做交流，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于是一下子就被困在这里了。可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奇地轻。他反复说，这场战争会过去的，事情会结束的，人们最后还是会庆祝、会高兴、会重新回到生活里去。他还特别强调，自己既不属于美国那边的军事系统，也不属于伊朗这边的军事系统，所以他并不想站在军方或者政治的立场上讲话，而更愿意站在一个普通人、一个技术工作者、一个相信交流和创造的人那边说话。

他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做很多和“创新”有关的事情，在伊朗做，在美国做，也在中国做。他提到自己做过和“声音能源”有关的项目，想把一些很前沿、很实验性的想法真正落地。他讲话的时候，有一种典型的理工男式兴奋，仿佛战争、政治、国界这些沉重的东西之外，真正让他着迷的还是技术、想法和未来。

我后来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一下子安静下来，说这个问题“很难，也很好”。想了想，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其实是希望人们能够先“相信自己”。他说，有一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你和你真正想得到的东西之间，距离往往只差一个“相信”。 他说，只要人先能相信自己，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国家也能慢慢好起来，再进一步，让这个世界都能好一点，那么很多事情就都会变得不一样。

临了他还笑着说，自己平时其实并不太喜欢接受媒体采访，总是离媒体远一点。但今天例外，“是因为你很可爱，我才说了这么多”。

另外他还告诉我，他听到一些美国那边的消息，说美伊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已经基本谈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只是还需要平复各自国内的声音。一旦这些声音被安顿下来，停火协议会宣布，战争结束。接下来美伊更进一步的关系缓和，也不是不可能。

我不知道他说的到底靠不靠谱，但那种乐观，在当时的德黑兰，显得非常稀有，也非常动人。

连线、判断与分寸

快四点了，我得赶回去连线。和他们道别之后，我匆匆赶回家准备连线。连线内容还是围绕美伊谈判最新进展，以及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我的判断大致是，伊朗现在有三条线同时展开：一条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已经明确说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条是军事层面的震慑和警告，暗示如果美国继续升级，伊朗也会采取回应；还有一条是内部稳定和替代路线的准备，包括授权边境省份采取应对措施，维持物流、保障物资、稳定物价。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地区外交展开斡旋，比如阿联酋副总统与伊朗外长通话、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访问伊朗等等。

连完线之后，我开始写今天红新月会的报道。使馆工作人员特意提醒我，不要把总统视察和中国捐赠写成一件事，因为他们也不确定总统今天来是不是专门为了这个仪式。后来他们发给我的红新月会通稿里，果然只写了总统来视察，并没有写他“出席中国捐赠仪式”。所以最后我在稿子里把这两件事分开处理了。

但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自己的判断。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偶然的巧合。也许不是官方意义上“专程出席”，但总统愿意在这个时候现身，愿意在那里见中国大使，愿意对中国表达感谢，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姿态了。毕竟那么多国家都在援助，如果总统每一场都亲自出现，那也太高调、太刻意。可今天他来了，我还是觉得，这里面多少有一点向中国示好的意思，至少是一种温和而含蓄的表达。

这种感觉让我心里很暖。中国和伊朗，其实从根子上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两个都是很古老的文明，也都经历过屈辱、战争、外部干预和曲折的现代化道路。某种意义上，两国的历史弧线和现代命运是有相通之处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对立，而是彼此了解得还不够。但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在战争和困难里，这种了解反而在慢慢加深。

一个让我很受鼓舞的电话

写完报道后，还有一件让我非常受鼓舞的事。一个台里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三月三十日台庆的时候，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离开前，特意提到他一直在看凤凰卫视的国际新闻，还特别点名提到了我，说很喜欢看我的报道，也让我一定注意安全。

我听完都愣住了，真的好激动，很受鼓舞，也很开心。领导还说，公司高层都很关心我，也很认可我做的这些报道。更让我感动的是，他特别说了一句：凤凰做新闻，不只是发出信息，我们也要有人文关怀，这一点很重要。

这句话一下说到我心里去了。

我当然知道，新闻首先要传递信息，尤其在战争期间，时效和准确都非常重要。但我心里一直更在意的，确实也是那些带着温度的东西。不是只有炮火、外交、声明和数据，还有普通人的悲喜，以及人与人之间那一点点支撑彼此的暖意。那些东西，不一定最“硬”，却往往最真实。

领导说完之后，我心里一直热热的。那一刻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也特别感激。前线记者很多时候是孤独的，累的时候、忙的时候，根本顾不上想别的。可当你知道后方有人在看着你、记得你、惦记你，那种力量是真的不一样。

我在凤凰这么多年，对这个地方一直有感情。它不是那种让人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螺丝钉的机构。相反，你会觉得自己被看见，被尊重，被理解。就像今天，我稿子里把“红新月会”打错了，编辑悄悄帮我改过来，还提醒我一声。就是这样一些很小的细节，会让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前面硬撑，而是身后有人在默默帮助着你。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我还能在这种环境里坚持写、坚持看、坚持记？大概也因为我并不孤单。一个有温度的集体，会给人底气。被人惦记、被人理解、那种感觉太重要了。

晚上的电话：伊朗妈妈的祝贺

晚上，伊朗妈妈打来电话。我问她和爸爸今天怎么样。她说，他们都还好。她今天基本一整天都在家，没有出门，爸爸去上班了，今天因为有事，回来得比平时晚一点。然后她就问我今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我说，今天真的是碰上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中国使馆原本通知说，要向伊朗红新月会移交五十八吨药品和人道主义物资。没想到我去报道仪式，居然看到了总统佩泽希齐扬。总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还说：“我们感谢中国。但是要知道，真正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我们只是站在了前面。”

伊朗妈妈听到这里，立刻在电话那头说：“说得好啊，佩泽希齐扬是明白局势的人。”

我还跟她说，仪式结束后，我在对面发现了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很漂亮，下次一定要带他们一起去看看。那家咖啡馆的名字叫《Kelidar》。

一说这个名字，伊朗妈妈就问我，是不是和作家马哈茂德·道拉塔巴迪的那部长篇小说《克里达尔》有关。她说，对，应该就是那个《Kelidar》，是伊朗著名近现代作家马哈茂德·道拉塔巴迪写的，据说是波斯语里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一共十卷，算是伊朗文学里的一个“巨著”。

她说，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一个叫 Gol Mohammad 的年轻人，写他在乡村的生活、斗争和命运，也写他和周围人的关系、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她说，这本书在伊朗文学里当然很有名，也确实被很多人视为经典，可她自己其实不太读得进去。她一边说一边笑，说她实在受不了那种“太长太长”的小说。她举例说，要是书里写到 Gol Mohammad 走进草原，别人可能几页就写完了，道拉塔巴迪却能一连写二十页：花是什么样，蝴蝶是什么样，夜莺是什么样，水流是什么样，河是什么样，渠是什么样。她说，自己真的没有这个耐心。

她说，之前也有朋友很认真地跟她推荐《Kelidar》，说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部小说。她也曾经真想去买一本来读，结果一拿到手，先看到那厚度，心里就先退了一半。她说，她现在实在没有耐心去读这么长的故事书。她说自己不是“故事型”的读者，也不太是会沉浸在小说里的人。

她说，现在她同时在读两本书，一本是阿巴斯·米拉尼写的关于霍韦达的书；另一本是马哈茂德·塔鲁伊写的《权力的游戏》，讲的是中东石油历史。她说，这两本书特别有意思，因为有些地方正好能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她常常是刚从一本书里读到一个细节，马上又去另一本书里找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人物，看看另一位作者是怎么写的。她说，这几天她就是这样来回翻，越翻越觉得有意思，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在这两本书里找到很多让她兴奋的东西。她说，所以相比之下，小说她就真的有点读不动了。

不过她又说，虽然自己未必会读《Kelidar》，但她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用这个名字给咖啡馆命名。毕竟这本书在伊朗文化里的地位很高，用它来做名字，会让人一下觉得这家店很有气质。

我跟她说，那家咖啡馆是战争期间刚刚装修好开业的。我还特意问他们怎么在这种时候还开新店，对方告诉我，他们本来在战争前就已经在装修了，战争开始以后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伊朗妈妈说，听到这里，她一下就能理解。因为房东不会管你是不是在打仗，不会管你是不是刚好碰上战争，租金照样得付，装修做到这个份上，也只能继续把店开出来。她一边说一边感慨，说这些小老板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她谈到NASA里的伊朗人

我还说，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咖啡馆里还遇到一个和美国航天局 NASA 有关的人。咖啡馆里的人一下都围上来，大家都很好奇。有人问他，NASA 里到底有多少伊朗人？他说，很多，真的很多。伊朗妈妈在电话里一边说一边很感慨，说有时候她真的觉得伊朗人很聪明，哪怕到了国外、到了像NASA这样的地方，也总有人能做到很高的位置。

她还顺势跟我讲起几个伊朗裔的名字。她提到菲鲁兹·纳德里，说以前在NASA做过很重要的工作，是伊朗人里特别有名的一位，后来也去世了。她说，还有很多伊朗背景的科学家、工程师，或者父母一方是伊朗人，一方是美国人，这种人在美国科技系统、大学、培训机构里都很多。有些人回到伊朗，不一定是做政府项目，而是在一些教育机构、大学、民间培训项目里，做一些技术和知识传播的事情。她说，这种人其实不算少。

接着她又提到两个很多伊朗人都知道的名字：一个是Anousheh Ansari，另一个是Yasmin Moghbeli。

她跟我解释说，Anousheh Ansari其实不是职业航天员，而是一位非常成功、也非常富有的伊朗裔美国女企业家。她当年是作为商业太空旅行者去太空的，所以伊朗人会特别记得她，因为她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伊朗裔女性。她说，Anousheh Ansari更多是“去过太空”的那一种传奇人物。

而Yasmin Moghbeli则不同，她是正经的职业宇航员，是那种长期训练出来、靠专业能力进入 NASA 体系的宇航员。伊朗妈妈说，她自己也不是每一个任务都记得很清楚，但大概知道她是真正意义上的航天员，而且身体素质很好，也很能吃苦。

她一边说一边还提到前段时间美国那边很火的一次绕月飞行，说那种项目本身也是 NASA 这些年在不断重新推动月球计划的一部分。她有些细节记得不完全准确，但她的意思很清楚：她觉得看到这些伊朗背景的人出现在这样高端的系统里，会让她忍不住感慨——伊朗人其实并不差，伊朗人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只是命运和环境让很多人最终只能在别的国家发光发热。

她感叹说，如果这些聪明的伊朗孩子，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被好好使用、好好培养，伊朗真的可能很快就成为中东最强的国家之一。她说，伊朗年轻人的天赋是明摆着的，问题从来不是孩子不行，而是没有一个真正愿意把这些年轻潜力用起来的政府。她说得很认真，说如果真有一个为国家、为年轻人着想的政府，伊朗会变得很快，非常快。可惜，现在偏偏最没人放在心上的，就是这件事。

然后我又说起咖啡店老板娘。当她听说伊朗和美国的停火又延长了，反应却是：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自由。伊朗妈妈说，那女人当时的意思就是，人民现在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她要的是自由，是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这些人在上面一轮一轮地玩停火、续停火、再谈判。

伊朗妈妈说，今天欧盟那边有人权事务的人说了一句很漂亮的话：在这些有关停火、战争、谈判的往来里，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真的看见伊朗人民？所有人都在和伊朗政权说话，可谁在看人民？她说，这话真是说到了点上。她说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上面的人在玩他们的游戏，街上有一些人举着旗子喊口号，也没人去问他们到底是谁、从哪儿来、代表谁，那一群人和真正的普通民众，根本不是一回事。她说，哪怕往多了算，那些高声喊叫的人也就一小撮，可是剩下八千多万普通人，就像被晾在中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伊朗妈妈说，生活对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而且是一天比一天难。她说她还拿这事和爸爸开玩笑。有个女人在网上发消息，说自己本来属于那种生活还算过得去的阶层，现在都已经开始出问题了，那更不要说那些本来就更弱一点的人。伊朗妈妈就跟爸爸开玩笑，说反正七成伊朗人都超重，胖一点的人现在少吃一点，正好还能减肥。爸爸笑了，她自己也笑了，但笑完她又马上说，这种玩笑其实一点都不好笑，老百姓的生活真的越来越难了。

人们怕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突然再来一次”

我又说，今天店里还有个小伙跟我说，他想要和平，不想打仗。旁边那个女店主马上反问他：和平是这么简单的吗？你以为嘴上说句“我想要和平”，日子就能正常过下去吗？

伊朗妈妈说，现在外面已经有很多风声，说停火可能又要再延两周。谁也没正式承认，但那种话已经开始一点点传出来了，这边说我没听过，那边那个人说我没讲过，可风声总归是出来了。她说，她自己现在最怕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再一次被“突然袭击”。她说，作为一个伊朗人，她真的已经不想再像去年九月那样，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的早晨被吓到魂飞魄散。她说她现在光是想象，都觉得神经受不了：早上九点，人还在床上，刚醒，还没完全下床，结果突然一枚导弹落在几条街之外。她说现在真的没有人还承受得住这种事。

她说那个女人讲得很对，那个说“我要和平”的男人，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和平，也不明白什么叫停火。因为这种没有保障、随时可能两分钟后就破裂的停火，根本不能让人安心。她反复说，现在根本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局势到底会怎么走。大家的神经都已经被折磨坏了，所有人都不想再被“惊喜”了。

她说最惨的就是2月28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天。那一天大家真的被吓坏了。很多人的孩子在街上、在学校、在不同的地方，根本联系不上。她说她一个朋友的儿子，那天早上刚从布什尔到德黑兰，说是因为大学那边让他来处理选课的问题，不来不行。结果刚到梅赫拉巴德机场，机场就被炸了。孩子一时根本没法打电话，母亲急得崩溃，哭着给伊朗妈妈打电话，说能不能帮忙找到孩子。她就赶紧到处打电话，终于联系上那个男孩，对他说，你妈妈都快急出事了，赶紧找个地方站住，先给她打个电话。

可事情还没完。那孩子刚从机场出来，坐出租车时又出了车祸，身上到处擦伤、碰伤。最后飞机没了，只能从那儿直接去客运站，下午三点上了长途汽车，第二天才回到布什尔。伊朗妈妈说，那孩子的妈妈那天真是快被逼疯了。她自己当时还劝过那个孩子不要来，可没人听。

她说，大家现在神经都已经被拖得快断了。要么就像样地坐下来，把这事说清楚、谈完；要么就别天天“停火、停火、停火”，结果第二天又接着打。

人民累，并不只是因为美国

她说，伊朗老百姓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累了。但她特别强调，人民累，并不是只因为美国，而更多是因为自己国家也总是在把大家吊在那里。她说，老百姓最受不了的，不是一次性告诉你结果，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拖进同一个循环里：今天说谈，明天说不行，过两天又说下一轮、再下一轮。她说，最起码也该给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让人知道自己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

接着她又提到，今天巴基斯坦陆军总长来了，与外长阿拉格齐会面。她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按正常外交礼仪，什么级别的人来，原则上就该有什么级别的人去迎接。总统去，应该总统级别的人接；外交部长去，就该外交部长级别的人接；军方高层来，也应该是对等的军方人物去接。她说，可现在大家都怕，怕被打，怕被盯上，怕半路出事，所以很多原本按礼仪应该出面的人都不敢轻易露面，现在什么都是由外长阿拉格齐出面接待，看着都可怜。

药、保险、医院，全都在出问题

可她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现在这些官方的话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那几句：讲“自豪感”、讲“坚持”、讲“我们完全没问题”。可现实呢？现实是九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连最普通的药都开始出问题了。她举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说现在有人要做肾脏手术，术前要先做一种CT检查，那个检查需要配一种药，用了以后扫描才看得更清楚。结果现在，这种最基础的药都找不到了。她说，这已经不是什么高级医疗了，而是最普通的诊断和治疗环节，可就连这种都卡住了。

她说，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变化是，过完年以后，保险体系几乎也不正常了。现在除了某些“自己人”的那种特殊高端保险还在正常报销，别的大部分保险都不好用。她说，现在很多医院都是一句话：你先自己把钱给我，回头你自己拿单据去找保险报。要不然你就去公立医院挤，可公立医院那种环境，很多人又怕。她说，所以现在真正稍微像样一点的医院，都是先交钱，再说保险。你如果没现金，就根本别想顺顺利利看病。

她越说越觉得国家的问题不是战争之后才有，而是本来就堆在那里，战争只是把这些问题一下全掀开了。她举了一个农业和饲料的例子，说去年甚至在战争之前，很多养鸡场就已经一家一家地在倒闭。为什么？因为相关部门早就把养殖户的钱收走了，说要进口饲料、豆粕、玉米、黄豆这些，可最后货又没按时到，或者根本没到。那些养殖户提前把钱打过去，结果既没有饲料，也没有替代品，鸡没得吃，一批批死掉。她说，曾经就有养殖户气疯了，把死掉的鸡全拖到主管部门门口扔下，人就走了。她说，这种事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有了，并不是现在才冒出来。

她还说，像鸡肉这种最普通的东西，去年就已经涨得很厉害了。她举例说，去年鸡肉一公斤大概十万土曼，现在已经涨到三十多万。她说，这还不是战争直接推上去的，而是战争之前整个系统就已经开始失灵了。现在只不过更糟而已。

现在只是“中场休息”

她说，所以她一点都不觉得，下一轮谈判真会带来一个明确结果。她说，这一轮要是再谈，谈完又要回来请示，再谈再拖，还是这一套。她甚至说得很直白，说现在大家都只是在“中场休息”——美国军队在休息，以色列军队在休息，伊朗军队也在休息。大家都趁着这点时间修自己的东西，整自己的发射架，补自己的防御，再准备下一轮。她说，最后真正被困在中间的，永远是老百姓。

她说，她现在越来越清楚一件事：其实没有哪一方真的想把这件事结束。她说，特朗普这个人本来就喜欢刺激、喜欢悬念、喜欢那种掌控别人情绪的游戏感。她怀疑，这场对抗对他来说，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很让他上头的游戏。阿拉伯国家那边也完全看不清楚，到底每个人在想什么，谁在出钱，谁在递刀，谁在装中立，都分不清。

金融通道、港口和那些越来越细的绞索

她接着说，看新闻说今天美国财政部又开始对中国和香港的银行放话了，点名说香港有些银行是伊朗“洗钱链条”的关键节点，警告说如果还继续配合伊朗资金流转，后果自负。她说，不仅是香港，美国也在逼阿联酋、阿曼这些地方，要他们把过去帮伊朗周转资金、帮忙做中介的客户名单都交出来，好让美国能顺着资金链继续查、继续封。她说，这种事情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因为一旦把伊朗的这些灰色金融通道全切掉，那国家表面上还站着，可血液其实慢慢就流不动了。

她又提起，前两天还在传说中国可能给伊朗一些防空装备，像是便携式防空系统一类的东西。结果今天又传出特朗普和中方高层通话，说“不能给”。她说，现在各种消息就是这样，一会儿说给，一会儿说不给，一会儿说支持，一会儿又开始施压，根本让人摸不着底。

她说，她真的累了

伊朗妈妈在电话里说，她真的累了。不是随口说说的那种累，是一种整个人都被拖空了的疲惫。我说我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一切赶紧结束，谈判也好，停火也好，别再这么一轮一轮地拖着了。伊朗妈妈说就是啊，你这段时间工作本来就特别多，跑的地方又都很危险，不只是工作量大，而是每去一个地方都像是在拿命换。她又说，老百姓现在也都很累了，真的都累了。你想，一个人一边要承受轰炸声，一边担心下一枚导弹会不会落下来，工作又丢了，接下来还要去扛那些财务上的麻烦和压力。她说，人终归是人，不是石头，忍耐总有个限度。

她说到底什么时候轰炸才会停，她自己也说不出来。她说，最终都要看特朗普，也要看伊朗这边那个“到底谁在替我们说话的人”。她说到这里自己都笑了一下，说，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替伊朗拍板，谁要是知道，也告诉我们一声。

我说，也许还是有一点希望

我说，可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希望。今天我听中国大使说的话，让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中国出面斡旋，可能结果会不一样，有可能实现停火。伊朗妈妈接着说，她自己也希望，真的能谈出个结果来。可她马上又补了一句，就算真谈成了，也不是说战争一停，所有事情就自动结束了。她说，战争真结束的时候，反而才是伊朗内部很多灾难真正往外冒的时候。她说了一个波斯语词，是“揭幕”“显现”的意思，说会有一种你现在还没完全看见，但已经知道将来会很惨的那种“乱”。她说，如果真能看见全部，你晚上都别想睡着。

这个国家现在“怀着事情”

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她说，在波斯语里，形容一个女人怀孕，会说“她是怀着孩子的”。然后她说，现在的伊朗，就是“怀着事情”的，是“水到渠成地怀着一堆将要发生的事”。她说这个国家现在就是水深火热地孕育着一连串未知的事故和变化。她说，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她一点也不乐观，不只是她不乐观，而是但凡脑子还清醒、还在认真看局势的人，几乎都不乐观。她说，大家现在只能坐着，看着，等着，看看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说，这片土地现在“水到渠成地怀着坏事”，这是她最真实的感觉。

她最近在读的书，和她想弄明白的事

说着说着我又拐回到书上，拜托伊朗妈妈，说你不是在读那两本书吗？你读完了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一定记得写下来告诉我。我问她怎么突然看这两本书。伊朗妈妈说，她最近特别想弄明白一件事：石油在伊朗这个国家的命运，到底是什么。

她说，她父亲生前总是讲一句话——“真希望我们出生在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她说，父亲常常拿荷兰举例，说荷兰没有这样的自然资源，人家就只能去发展自己的技术，去养牛，做奶酪，发展工业，逼着自己把真正的生产力和制度做出来。她说父亲一直觉得，伊朗拥有石油，是一种灾难。她说以前她只是听着，觉得这话有点重。可经过这场战争，她第一次觉得，父亲说得也许真的对。她说，这场战争让她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石油不仅毁了伊朗，也毁了伊拉克，也让很多阿拉伯国家陷进一种以为自己很富、很安全、很特殊的幻觉里。她说，他们造了几百座高楼、几百家豪华酒店，就以为自己真的强大了，觉得全世界都不会动他们。可其实那些年，别人一边把他们的石油拿走，一边也给他们造了一个巨大的幻觉，让他们以为只要有钱就行，国家不需要真的强大，不需要真的有工业，不需要有一支像样的军队。

她说，伊朗曾经有过真正像样的军队

她说，伊朗过去并不是没有过一支像样的军队。她说，曾经伊朗的军队，尤其是空军，在整个中东都很有名。强到什么程度？她说，连国王自己都会开战斗机。那时候伊朗的空军在地区里是叫得响的。她还提起以前也门打仗、阿曼局势动荡的时候，说当时连阿曼王室都差点撑不住了，是伊朗军队过去帮了他们，打了仗，把他们稳住了。她说，这些事情后来很多人都忘了，可当时伊朗军队确实是很强的。

她说，那个时候美国和西方其实并不愿意伊朗拥有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但国王一直坚持，说自己就是要最先进的武器、最好的战斗装备。她还举例说，英国为什么到今天都未必真心希望伊朗彻底换天、彻底改头换面，其中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当年英国从伊朗手里拿了太多钱。她说，光是酋长式坦克这一项，伊朗当年就已经把钱付清了，可英国后来没有交货。国王下台了，东西也没给，英国却把同样的东西卖给了别的国家。她说，如果按今天的汇率、今天的市场价格，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和通胀，这笔账会是一笔极其可怕的数字。她说，英国心里当然清楚这件事。

她又说，当年美国每出一个新的战斗机型号，伊朗都下订单。她提到时任空军将领贾汉巴尼，说那是个极其出色的飞行员，上了天以后，很多美国飞行员都不如他。她说，当时伊朗有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也有一支非常职业、非常讲究纪律的军队。她说，很多人现在回头看两伊战争，好像什么都是后来那一套叙事，可其实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靠的是军队，是正规军，不是什么别的力量。她说，那时候伊朗拥有的是整个中东最整齐、最有样子的军队。

她还说起自己的哥哥，说哥哥就是军人。她说，当时军队对军官和士兵的体重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能有一点多余的赘肉，穿上制服的时候必须腰身笔挺，肚子不能鼓出来。她说，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军队文化，讲究纪律、仪表、体能和专业性。她说，现在的人很多已经无法想象，那时候伊朗的军队是什么样子了。

海湾国家的幻觉

说到这里，她又把话题拉回现实。她说，现在再看看海湾这些国家，越看越觉得荒唐。她说，阿联酋看上去那么光鲜，迪拜那么浮夸，仿佛什么都很强大，可真正到了局势一压上来、战争阴影一靠近，它们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根本撑不住。沙特也一样。她说，她现在看这些国家，觉得它们全都摇摆得厉害：今天向美国靠，明天对欧洲讲话，后天又去找中国，再过一天又和土耳其说话。她说，大家全都慌，谁都不知道到底该站哪边，像是整个地区都失去了方向。

她还说，今天听说阿联酋领导人又在和伊朗议长通话，佩泽希齐扬也在和别的阿拉伯国家接触。她说，现在真的是前一秒还像在对抗，下一秒又在打电话。她一边说一边有些讽刺地说，现在的中东就是这样，上一秒还在互相防着，下一秒又开始谈。她说，所以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绝对敌人”或者“绝对朋友”，一切都乱了，一切都混在一起。

然后她说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她说，叙利亚这么多年被折腾成这样，十几年被一点点烧干烧空，到最后突然又冒出一些新人物，昨天还是山里的人，今天就穿着西装出现在台前。她说，这种事在中东已经见怪不怪了。至于黎巴嫩，她说，现在的黎巴嫩已经虚弱到一种让人看着发愁的地步，甚至连自己的外交边界和国家尊严都守不住。她说，别人对它说什么，它都很难真正顶回去，这就是国家衰弱以后的样子。

一切都绕不开石油

说着说着，她又把整个话题拉回到“石油”上。

她说，她这几天一边看书，一边越看越觉得，伊朗这些年所有的大苦难，很多都和石油脱不开关系。她说，一个国家一旦有了石油、有了这种巨大的地下财富，很多时候并不会因此更清醒，反而会进入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可以跳过很多正常发展的路径，直接成为大国、强国，或者直接拥有别的国家没有的地位。她说，资源有时候反而会带来一种政治和国家层面的“幻觉”。

她说，伊朗近现代的很多悲剧，从一开始其实就埋在石油里了。她还从头给我数，说伊朗第一口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井，是1908年6月在南部胡泽斯坦省马斯吉德苏莱曼打出来的，这也是中东第一口石油井，就是英国的达西公司打出来的。她说，她特别想知道，石油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进来的，为什么后来会国有化，为什么会走到摩萨台那一步，所以这几天她看得特别起劲。

她还跟我讲阿巴斯·米拉尼这个人，说她原来是因为一本文学书认识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译本。她说，她那时就很喜欢他的文笔，后来才发现他不光写文学，也写历史、写政治人物、写伊朗现代史。她说，在《霍韦达之谜》的序言里，米拉尼自己都承认，他以前因为对巴列维王朝观感不好，所以在早年的一些文字里，对霍韦达并不公平，有些判断带着偏见；可后来为了写这本书，他走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材料，采访了很多人，就是希望能尽量把历史更平衡、更像历史本身那样写出来。她说，她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对这个作者反而更有好感。因为他至少承认了自己曾经有过偏见，也努力去修正。我说我也喜欢他，他有一本讲国王的书，非常经典。米拉尼曾经在我就读过的德黑兰大学法政学院政治系教书，后来去了美国大学当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专家。

伊朗妈妈说，她现在越看越觉得，伊朗所有的这些反复、动荡、争夺、被盯上、被算计，都跟“地下有油”这件事脱不了关系。她说，如果伊朗没有石油，也许命运会完全不同。

她说到挪威，也说到伊朗

说到这里，她忽然提到了挪威。她说，挪威也是后来才发现海底有大量石油，可挪威人一开始就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他们通过议会立法，规定石油的钱不能直接进入国家正常财政系统，不能直接拿来当成国家今天就可以挥霍的收入，而应该主要作为未来基金，为后代储存下来，用于长期基础设施和国家长远发展。她说，挪威人知道，自己原来没有石油的时候也照样生活，靠税收、靠正常经济活动过日子；有了石油以后，也不能让整个国家的逻辑都围着石油打转。她说，她觉得这才是一个成熟国家对待资源的方式。

她说，伊朗就不一样了。她说，石油一来，很多人就开始做梦，开始进入一种“我们可以靠这个改变一切”的幻觉。她说，她小时候家里每天都有报纸，她从小就爱看报，不只是看社会新闻，连经济版都看。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总让她读课文、读报纸，因为她从小就念得很准，很流畅。她说，她就是在那时候，从报纸上不断看到关于石油、关于未来能源、关于国际格局的那些讨论。

她说，早在很多年前，她就在报上看到过一种判断：未来总有一天，世界会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那些把一切都押在石油上的国家，迟早会出问题，必须提前去想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经济方式。她说，这种话几十年前就有人在说了。可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现在不过是中东又起了一场冲突，地球另一边的一个强国就跑过来，在这里发动战争，把所有人又重新拖回了石油、航道、海峡和能源控制的旧逻辑里。

她在电话那头说到这里时，像是在叹息，也像是在生气。她说，有时候她真觉得，这个地区、这个国家，明明有那么多聪明人，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机会，可最后所有人还是一次又一次被石油拖进同一种命运里。

她说，这大概就是伊朗的命

伊朗妈妈后来在电话里越说越远，从眼前的战争，说到了石油，说到了她这一辈子对这个国家命运的理解。她说得很重，甚至有点绝望。她说，要是有一天这些国家真的没了今天的资源和财富，很多现在高高在上的人，可能最后只能像乞丐一样，端着碗到处去讨生活。她说这些不是骂人，是现实。她说，自己从小就在一个石油国家里长大，所以从小就有一种很深的危机感。她说自己小时候赶上革命，看着这个国家这么多年过去，始终觉得不对劲。她那时候就常常想，为什么伊朗既没有在技术上真正进步，也没有在别的领域真正站起来，只是一直抱着石油过日子。她说她小时候就知道，伊朗的石油资源多到在她有生之年都不可能耗尽，可她也一直害怕，万一有一天全世界不再需要化石燃料了，伊朗怎么办。

她说，到了今天她才发现，自己当年可能是白担心了一半。世界根本不可能真正摆脱化石燃料。她说，这不，才这么一段时间油路一紧，一些欧洲国家就已经又开始烧煤了。她一边说一边嘲笑法国，说法国这些年把自己包装得像什么人道主义灯塔、文明中心，其实到头来也不过如此。她骂得很厉害，说法国整天摆出一副先进文明的样子，仿佛只要围着一群所谓“进步议题”打转，就真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国家。她说，你到底优秀在哪儿，你告诉我。她又说到自己那些住在德国的亲戚，说他们告诉她，现在电费天天涨，热水也不自由，很多事情都得精打细算。她说，可她在伊朗，从小到大至少知道，自己回家打开水龙头，热水就是热水，开多久都不会一下子变冷。她说，这种感受是她用身体记住的。她说，凡是出生在一个有资源、有油、有矿的国家的人，往往都很难真正过上安稳日子，因为别人不会让你安稳，别人总想着把那份财富便宜拿走。

她接着说，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还宣布，他们通过阿联酋和阿曼银行里的资金流向，发现一直以来在偷偷买伊朗受制裁石油的大客户里，居然有不少欧洲人。她说，这些船打着马来西亚假旗，把伊朗的油偷偷卖给欧洲。因为折扣特别大，所以他们买得特别开心。现在这条路断了，便宜油买不到了，他们自己国内的汽油价格一下子上去了，这才开始叫苦。她说，至少中国一直是明牌，中国从来没装过，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以折扣价买伊朗石油，中国也从来不藏着掖着。可欧洲不是，欧洲一边装，一边偷偷买，一边还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她说，现在欧洲之所以还不敢彻底下场，不是不想，而是还抱着一点幻想，觉得也许还能继续从伊朗身上捞便宜。可她说，这条路现在已经断了，免费拿好处的日子过去了。她说，现在连伊朗自己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白白给人好处了，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被打得太坏了。她说特朗普那句话虽然难听，但不是全无道理——就算今天战争马上停下，伊朗也得花二十年才能把国家重新建起来。她说，这已经不是“有没有油，日子就会不会好”的问题了。

她讲了一个“富爸爸”的比喻

她说到这里，声音沉了一下，说这大概就是伊朗的命，是他们这一代人被判给的命运。她说，不是他们不想改，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可她又马上说，她还是想把心里那个比喻告诉我。她说，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家里没钱，没有富爸爸，他只能靠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念书，也许白天在餐馆洗盘子，晚上去上课，一点一点把自己往上拉。这样的人，最后也许会变成医生，变成教授，或者成为什么有身份、有本事的人，别人尊重他，是因为他自己这个人。而另一种孩子，家里有钱，父母富有，从小就觉得反正家里什么都有，自己不用费劲，也不用学真本事。可有一天父母的钱没了，他自己又什么都不会，那他就撑不起来。她说，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没有资源的国家，反而被逼着去学本事、去发展技术、去建设制度；有资源的国家，很容易就被那点资源养坏了，被外面的人盯上，也被自己内部的人拖住。

然后她说到了非洲。她说，非洲为什么一直没有真正过上好日子？就是因为那些矿藏、钻石、资源，从来没让非洲人自己真正受益，永远都是别人来挖、来拿、来运走。她说，历史一直都是这样。她甚至说，很多没有这种资源的国家，反而人民更容易活得平稳一点，因为没人会从世界另一头专门跑来，对着你张牙舞爪、指手画脚。她说，你想想，美国为什么偏偏从那么远跑到这里来盯着伊朗？不就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她说到这里，语气里有一种很老派、很伊朗式的宿命感，像是她已经把这个逻辑想了很多年，现在终于越想越确信。

最后我说，你读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都讲给我听吧，我很想知道，也很想听你说。我还说，我很想带你们们去那家很好看的咖啡馆坐坐。她说好的。刚才那些关于战争、石油、欧洲、美国、命运的沉重话题，到了这里，好像一下子又落回了生活本身。我们对彼此说，改天见，一起去喝咖啡。再见，晚安。

夜里写日志时，我还在想她的话

挂完电话，我觉得肚子很饿，想起来我没有吃晚饭，我倒了一杯奶茶，加一个巧克力可颂面包，这是今天下午在咖啡店买的，边吃边想伊朗妈妈的话。她都六十多岁了，还一直在读书、在思考，一直想弄明白，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为什么要一再经历这些苦难，伊朗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种被石油、地缘和外部势力纠缠的命运。她不是在抱怨，她是在苦苦思索。她想知道，伊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独立、真正安定，什么时候大家才能不再被外部干预，不再反复陷入同样的轮回。

每次跟她说话，我都特别感动。她不是一个抽象的“伊朗人”，她身上有一种非常具体、非常沉默、但非常深的爱国情感。不是口号式的，而是那种真想把这个国家弄明白、真想看它好起来的心情。我很尊重她，也愿意陪她一起读、一起想。她说的很多话，我都想一字一句记下来，因为那些话里有伊朗社会最深的筋骨。

至于未来，我可能没有她那么悲观。也许是因为我看到了另一面。我看到谈判还在继续，看到地区国家在走动，看到美国和伊朗虽然僵着，但也没有把门彻底关死。我还是觉得，伊朗会好起来。也许不会很快，也不会顺利，但应该会好。

只是，这种“会好”，恐怕也并不是一下子就柳暗花明。更像今天德黑兰的样子：风很大，雪山很清楚，花开得很好，人们照常走路、开车、喝咖啡、带孩子上网课、修理破掉的窗户、在分裂和疲惫中继续生活。创伤还在，记忆也还在，可日子已经在逼着人往前走了。

也许几年以后，很多人都会忘了这段时间。就像疫情过去后，人们也很少再认真谈起那段共同经历过的恐惧和挣扎。可我还是想把它写下来。写下这些平常场景里的不平常，写下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被命名的疼痛，写下一个国家在创伤中恢复的样子，写下人们的愤怒、悲伤、希望，还有他们在风里继续走路的背影。

因为有些事情，如果当下不写，以后就真的没有人记得了。